在法律实践中，法官对事件发生概率的推断即通过其内心确信而非通过数值计算来完成。
而可接受性是一切法律决定的生命。后来，阿什利等人又在海波系统的基础上开发出升级版的CABARET系统和CATO系统。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技术专家、法律实务专家和法律逻辑学家共同参与而设计良好的智能系统，能够成为人类法律专家集体智慧的化身，可以超越任何单个人类法律专家，成为可信赖的法律智能系统。尽管在司法领域，尚未有真正的阿尔法法官（Judge Alpha）出现，智能系统的作用还主要是辅助办案，但在行政领域，各种形式的自动化决策系统（automated decision systems）早已得到广泛运用。推理引擎反复循环执行其规则，直到无合适的规则可适用为止。而经验知识一般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易言之，经验的成功运用并没有严格的保证。虽然学习不是专家系统的主要特征，但是如果需要，人们可以通过改进知识库或推理引擎来教授专家系统。
这意味着，智能系统所运用的推理方法可以帮助法律人跳出传统的研究视野和思维定式，运用跨学科视角重新审视法律逻辑，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智能系统的研发水平。由于这种结构化的知识表示方法可将案例文本中的非结构化信息有效地组织、关联起来，因而成为案例工程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对外关系法是调整一国与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境外实体、个人)互动关系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
因此，一般认为美国对外关系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判例法等公法规范。2002年8月2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相一致的，应当选择与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相一致的解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②参见古祖雪：《治国之法中的国际法：中国主张和制度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25)蔡从燕：《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对外关系法虽然在国内场域运行，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内法不同。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金对于法院未能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应有作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法院有理由对行政部门给予适度的遵从，但不是过度的遵从，即适度的司法谦让，但不是过度的谦让。
(57)参见韩永红：《论我国对外援助基本法的构建——基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统筹思考的视角》，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4期。(29)Hersch Lauterpacht,Private Law Sources and Analogies of International Law,Longmans,Green Co.Ltd.,1927,p.5. (30)参见蔡从燕：《公私关系的认识论重建与国际法发展》，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进入专题： 对外关系法 国内法治 涉外法治 。(38)当前软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对外关系领域。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的过程中，对外援助也应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重要制度工具。软法以其程序的简便性和义务的灵活性弥补了硬法即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在规则创制和执行方面的困难。2015年6月16日和2019年12月9日分别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均提出要积极准确适用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尊重国际惯例。对外关系法必须是双面向的：向外关注本国与其领域外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向内关注其领域外其他主体对国内的影响。
(26)参见刘仁山：《论作为依法治国之法的中国对外关系法》，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我国虽然已有实质性的对外关系法，但既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没有将其作为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存在理论研究不足、司法实践不足、立法不足的突出问题，不能适应百年未有大变局下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大国需求。
(15)See Campbell McLachlan,Five Conceptions of the Function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in Curtis A.Bradley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Foreign Relations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24. (16)Id.p.25. (17)See Campbell McLachlan,The Double-facing Foreign Relations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 and Its Self-enforcing Obligation to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Law,30 KFG Working Paper 3(2019). (18)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St.Paul,MN: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Vols.1 2,1987,p.1. (19)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Fourth: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St.Paul,MN: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Vols.1 2,2018,p.2. (20)Campbell McLachlan,The Allocative Function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82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49(2012). (21)[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对外关系法关注国内法与国际法交界地带出现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国际法国内化过程中和国内法国际化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法律问题。
(2)国内法优于国际条约。(3)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48)关于国际习惯法在国内的效力问题，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缺乏明确规定。我国已成为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中提供援助最多、援助对象国范围最广的国家。例如，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我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对一国不负有履行义务的国际法规则或不涉及国内实施(如直接由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实施)的国际法规则并不属于对外关系法研究的对象。
(22)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联系为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基础。国内法与国际法虽然存在差异，但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一元论二元论等理论均未实质否定两者之间的联系。
俄罗斯的4部国际法教科书，援引案例347件，其中国际案例占78％，国外案例占4％，本国案例占19％。上述问题不是对原归属于国内法或国际法研究领域问题的简单重组，而是基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互动的需要，对仅靠国际法或国内法无法单独解决的法律问题的类型化挖掘，以达到从对外关系法的研究得到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以对外关系法作为涉外法治的学术表达有利于我国法治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和实质性推进涉外法治的学理研究。
(b)对美国的对外关系有实质意义或有其他实质国际后果的国内法。(56)参见李锟先：《论我国对外援助专门立法的必要性》，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1期。
我国已有学者呼吁明确对外关系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依法治国之法。(36)综上所述，笔者以软法指称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以非约束性方式缔结的非条约性文件。因此，国际法需要国内法的补足。在我国宪法及宪法性法律未对国际条约的适用及解释做出统一规定，司法实践亟需清晰指引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条约的解释和适用指导方面有很大的能动空间。
在个案裁判方面，我国各级法院可通过综合运用国际法确认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普遍性管辖，确立个案管辖的依据，发展我国法域外适用的规则体系。(23)对于何以出现某种实践应该选择何种实践不同实践对国际法的影响等问题，无论国际法原有的一元论二元论还是国内法理论，恐怕都无法单独给出解释。
这些关系均属于典型的对外关系。第一，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决定了对外关系法的存在。
⑨See Curtis A.Bradley,A New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 Law,70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1089(1999).此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包括Louis Henkin,Foreign Affairs and the Constitution,the Foundation Press,1972,p.188等。在此过程中，需要划定新的问题领域，找到新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的抓手。
一些领域内法规层级较低，基本法缺位，对外援助领域的立法现状即属于此种情况。我国虽然已有实质性的对外关系法，但存在理论研究不足、司法实践不足、立法不足等突出问题，不能适应百年未有大变局下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求。通过对我国法律中域外适用条款的运用和解释，积累判例，发展具体规则，我国各级法院可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相互支撑，共同成为完善我国对外关系法律体系的行为体。多样性的主体在多个层面展开跨国互动。
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对外关系法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末。前述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等文件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和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即可视为法律规则层面的努力。
软法的达成不需经过冗长的条约制定、批准和修改程序，造法效率高。(二)发挥我国法院在对外关系中的能动作用 传统观念认为，对外关系是一国行政部门尤其是外交部门的主要职能行使场域，外界及国内法院自身都未期望在对外关系领域发挥积极功能。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构建我国对外关系法研究领域的主张，并就完善我国对外关系法律体系中涉及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即使在国际法领域，学者们也常因所关注法律问题的差异而提出并不完全相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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